第754章 机制可塑，制度不可退(1/3)

    五月初夏，星城市被滚烫的阳光浸透，地表温度逼近四十度。然而市政服务指挥中心依旧冷气运转如常，会议室里的显示屏上，一条又一条数据脉络交错而行，仿佛一座城市的神经元在悄然跳动。

    “机制自演算模块，已在西城区实现全天候运行。”技术负责人杨启舟汇报道，“涉及政务、医疗、公安、教育四大领域的事件响应率提速42%，数据同步延迟降低至2秒内。”

    “但我们发现，当涉及跨区调度、跨层级响应时，部分模块依然存在反馈滞后。”

    李一凡盯着大屏幕上的波动曲线，沉声问道：“问题出在权限映射表还是响应逻辑冲突？”

    “后者。”杨启舟点点头，“尤其在非紧急事件的优先级调度上，地方惯性思维和系统设定出现偏差。”

    “这就要设计制度阈值。”李一凡闭了闭眼，“不是所有机制都追求效率，有的必须考虑容错和韧性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建镜台，不是为了制造政务机器人，而是要给人性的治理留出结构空间。”

    他知道，每一次看似技术层面的问题，背后指向的都是制度逻辑。而制度，是由人构建的系统意识形态。

    此时，凡星智控的最新建模团队也交来了一个全新的试验性模块：制度弹性评估器。

    “这是一个模拟模块。”首席建模师林千里汇报，“当我们输入一项政策，并设定若干极限变量（如经济下行、突发灾害、官员更替等），系统将自动评估这项制度的韧性、适配性和稳定性。”

    “你可以理解成，是对制度进行‘抗压测试’。”

    李一凡拿起鼠标，点开模块窗口。

    他随手输入一条“街道办事处可下放部分初审权”的制度样本，又设定变量：“街道干部更替频繁”、“上级主政者风格保守”、“本地经济进入下行通道”。

    几秒后，系统评分弹出：制度韧性指数 2.6 / 5（弱），推荐修正路径：保留部分授权、引入监督接口、设定反制触发机制。

    他喃喃道：“制度不是死规则，而是要能承受时间、环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