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44章 频谱背后，是资源与权力的重新划分(1/3)

    11月3日，潇湘省政府召开了一场名义上“务虚”的产业规划会议，主题是“5G发展带动中部区域崛起”。

    与会者众多：省委常委、副省长、发改委主任、工信厅厅长、财政厅副厅长，以及来自省内三大通信运营商的高层。看似一个普通协调会，实则暗流涌动。

    会议还未正式开始，省工信厅与发改委的分歧就已经私下传开——前者主张优先扶持传统通信设备制造商，集中建设中部5G基础硬件集群；而后者则力推“应用优先”模式，希望将资源下沉至地级市，鼓励智慧城市先试点再扩面。

    李一凡作为星城市委书记，被特别邀请旁听。他知道，这种会议形式上的“旁听”，实质就是一次政治试炼。面对的是资源分配、政策引导和权力布局。

    他没有贸然发言，而是仔细倾听各方观点，默默记下几位关键官员的发言逻辑与立场，尤其是副省长周敬义。

    周敬义此刻的策略很明显：用“全省一盘棋”的说法压制地方城市的差异化发展，避免资源碎片化。但李一凡心里清楚，这实则是想将5G资源优先分配给几个传统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市，以固化现有利益格局。

    “若星城市不争，这一轮红利将从我们指缝中流走。”

    会后，李一凡并未立即返回星城，而是单独拜访了潇湘省财政厅副厅长杜鹃。她是火种计划的隐性支持者，也是李一凡多次“改革试点”财政拨款背后的关键人物。

    两人在省财政厅的小会议室展开一次没有记录的密谈。

    “老杜，咱们来谈一笔政治投资。”李一凡开门见山。

    杜鹃笑了：“你是说5G？”

    “准确地说，是‘5G+城市治理实验’。”李一凡眼神深沉，“我要的不只是产业布局，而是‘制度创新配套权’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个玩法？”

    “我们星城市愿意成为全省首个‘5G嵌入式治理’试点城市，但我们需要财政厅支持设立一个‘5G治理专项引导基金’，不归发改委，也不归工信厅。”

    杜鹃听得眼睛微眯：“独立运作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