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千一百九十四章 直追杜预(2/5)

。最后利用太学虞番案，罢了支持荆公新学的直讲，并换上了苏颂，程颐等人。

    如今已是被移出科举考纲，虽没有罢三经新义，给王安石留下了些许颜面，但比重大大下降，改之孟子和中庸。

    说到孟子中庸，王安石并不意外，自己罢相时，章越曾要以二书为经。

    但无论是中庸还是孟子，章越与王安石二人的阐述都是不同。

    中庸就是中用，这就是儒家最为推崇‘允执其中’。但王安石曾批评中庸，此乃天下之大谬。不过在‘诚’字阐述上他倒是与章越相同。

    在孟子上，王安石将孟子提为‘兼经’，也就是和论语一般地位。章越则直接作为等同于经。

    章越着重阐述孟子的‘民本’思想。他写给各地方郡守的信或公文中，常以‘民为国本，民为邦本’反复提及，甚至还拿柳宗元的‘民佣’二字来告诫天下官员。你们是老百姓所雇佣的佣人，而不是让你们颐指气使地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。

    王安石认为此法无用，事实上官员该怎么还是怎么地，但对章越此举还是赞许的。

    对龚原提及章越以中庸为经，执政风格偏于温和时。

    王安石已不是当初看法道：“章丞相用法，不可以一时之意，一时之理言之。”

    “正如要用中用之道，若你以中用而行，则始终不得中用。恰似一个人的性子，若他偏急莽撞，你要告诉他凡事需三思而行。若一人行事迟缓谋事思之再三，你要告诉他思之而行便可。故思之而行和三思后行，并不是自相矛盾。”

    “这就是不可以中用教之的道理。章相治国，治经便是如此。”

    龚原道：“学生明白了，这是孔子教冉有和公西华的道理。一人言进之，一人言退之，便是如此。”

    王安石道：“治国安邦也是如此，其中并无高深的学问。政严则当以宽相济，政宽则以严相除。往中用处去行，却不能言之中用。”

    龚原心悦诚服道：“学生受教了。”

    王安石道：“其实三经新义谬误颇多，我这些年已是细细挑出，上疏天子修之。”

    龚原明白王安石已是不愿与章越继续‘大儒辩经’。身为致仕宰相与在任宰相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，或